不久前，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梁元，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参加了北京市房山区“村官计划”的面试；中国农业大学传播学专业大四学生王幽幽，虽在城市长大，自称“五谷不分”，但也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提出，以及引导大学生下基层配套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有知识的年轻人像梁元、王幽幽一样选择“上山下乡”。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4月19日透露，今年将有15万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和就业，占今年413万高校毕业生总数的3.6%，其中大部分是到乡村服务和就业。

    有学者认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又一次知识青年群体大规模地奔赴农村的热潮已经掀起。

　　“村官计划”等官方项目受到追捧

    2005年年底，北京市宣布计划于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烈追捧。2月7日第一天，就有近200名应届毕业生报名。3月20日是截止日，共有11354名高校毕业生报名。

    即使在北大这样的名校，这个计划也颇受欢迎。据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北京大学共有51人报名当“村官”，其中硕士生、博士生22人。而且，报名者中半数以上的学生来自城镇地区。而中国农业大学更有733名学子报名参加此项计划。

    不仅是“村官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农村教育硕士”、“农村教师特设岗位”、“三支一扶”(即支农、支医、支教、扶贫——编者注)等40多个项目也受到毕业生的欢迎。

    4月18日是200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正式招募第一天，当日即有4000多名大学生报名。据西部计划网站显示，截止到4月23日23时57分，该网站已有29814人报名。

    自2003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大学毕业生奔赴392个贫困县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因为报名的人太多，“西部阳光行动”的选拔程序比毕业招聘还繁琐。

    来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大四的学生，是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大学生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大学生支教”项目从2004年暑期开始，每年寒暑假各一期，到今年共有600多名高校学生参与了支教行动。“同学们参与的热情实在太高了，报名的人数都过万了。”

    “西部阳光行动”总干事尚立富也表示，知识青年参与志愿支教活动的热情在持续高涨，以至于选拔工作成为他们的重头工作。“今年仅北京大学就有200多人报名，而我们只选拔4人。因此，选拔的程序比毕业招聘还要多——报名、初选、面试、笔试、答辩，选拔完了还要进行严格培训。但即使这样大学生们还是千方百计想参与进来。”

    4月21日，“西部农村教育暨乡村建设志愿者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青春的聚会，一次理想的聚会。许多参与者背着行囊从农村赶来。“灯塔计划”、“原上草”、“绿驼铃”、“乡村教育促进会”等数十个国内外民间组织的代表纷纷介绍他们近几年来组织知识青年到农村开展支教、环保宣传活动的做法。民间组织正成为乡村建设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除了民间社团组织外，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每年暑期我国都有上百万名青年学生以志愿者的身份组成实践服务团队，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和欠发达地区，开展文化、科技和卫生服务。

    除有组织的活动外，个人的纯粹志愿活动也开始在知识青年中逐渐盛行。《南方周末》原摄影记者柴春芽辞职赴四川藏区支教就激起了许多年轻人效仿。

    2005年8月，柴春芽独自一人奔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汪布顶乡各麦村小学，教当地孩子学习汉语和英语。他表示，“投身于贫穷乡村的教育，纯粹是因为心灵的需要”。

    上山下乡不是掉价的事，部分大学生做了长期准备。

    正在等待面试结果的梁元说，她来自河北省顺平县，从小在县城长大，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但一直对农村简单淳朴的生活非常向往，对于从事涉农工作也很有兴趣，“甚至每当看到农村题材的影视节目，都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她不认为去做村官就掉了名牌大学硕士生的价：“只要能追求自己的理想，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为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尽一份责任，我就很满足了。”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龚明顺来自湖南农村，他也选择了“村官计划”，作为在农村出生的他，对乡土中国有着深切的感情，眼看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他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回报给农村。

    龚明顺坦言自己带着很大的理想成分，有很强烈、很迫切的意愿去改变农村现状。“我当然知道现实肯定不像设想的那么好，但只要每个有能力的人都有心贡献一份力量，我相信就能实现目标。”

    “我要去西部呀，我要去西部”，湖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专业的周钧这样“篡改”着“我要去桂林”的歌词。他说，虽然他出生于农村，但是对农村为什么那么贫穷、那么艰苦却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想“趁着年轻多吃苦多长见识”，听说西部的状况就两个字：“艰苦”，于是就报名参加了“西部计划”，想去历练历练。

    周钧表示他的这种想法也非一时冲动，而是有过长期的准备。周钧说，从大二开始，他利用一年时间进行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制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上万字的调研报告。他以此项目参加湖南省第六届大学生挑战杯，最后荣获二等奖。“在调查过程中，农村质朴而贫困、温情而落后的面貌深深地触动了我。”

　　只要在泥土里站稳脚跟，就大有可为。

    如果说即将走进农村的大学生在他们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多少还有些理想色彩，但已在农村扎根的知识青年，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确实大有可为。

    2000年7月，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的龙波放弃了在城市求职的想法，准备回老家四川省新都区龙安镇海源村养猪，他的同学都觉得不可思议，父母更是极力反对，表示“你要养猪你就到新疆去养，那儿地宽，别在我眼皮底下养”。

    但他义无反顾地回了家。没有资本，就东挪西借，甚至在建筑工地摆地摊卖袜子；没有人手，就把生于成都市区的女友也拉回家一起开养猪场。

    2002年11月，他以10万元起家，建成了一个可以养30头母猪的“农大良种猪场”。到了今天，他的养猪场已拥有固定资产数百万元，并且将自己的技术向农户进行推广，带动了数十户农户致富，解决了当地数百人的就业问题。

    龙波说：“其实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农村确实可以成为大学生的用武之地。关键是要能够沉得下去，能够在泥土里面站稳脚跟，磨炼自己。”

    北京延庆县四海镇大胜岭村村主任助理马润杰是北京工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对笔者说：“农村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才，我们年轻人思路宽，接触的现代东西比较多，对改变农村的封闭状况很有作用。”

    马润杰说，“以前村里出台一些政策，由于老百姓没能参与进来，就对实施兴趣都不大。但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村主任都会让我先下去跟村民们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政策实施起来效果就好多了，也改变了当地的干群关系。”

    大学生的自我追求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正在产生合力

    北大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欣涛告诉记者，从他这几年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情况来看，下基层、去农村，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职业规划的一部分。“高校毕业生的这种选择，不仅与国家的政策引导有关，事实表明，他们的择业观、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去农村并非一时的激情和冲动，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理性，也越来越成熟了。”

    中国农业大学团委潘明老师表示，他了解到他们学校很多同学都有一个很虔诚的信仰，就是要去西部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回来的同学，也大多表示无怨无悔，说在西部的几年锻炼了自己，使自己真正成熟起来。大学生的自我追求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正在产生合力，基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

    “西部阳光行动”总干事尚立富表示，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西部的教育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尤其是近期以来，他们和其他社团组织及媒体一起对代课教师的生存境况持续关注和呼吁，激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并最终引起了教育部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副所长贾西津认为，民间社团组织的力量在改变中国农村方面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因为多元的帮助弱势群体的机制是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民间社团组织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努力尝试，对于创新实现社会公平的机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认为：“虽然民间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