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就是民工”，面对家乡亲友的艳羡，月薪六千的程序员小张委屈地说。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像小张这样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却常常自称“民工”。IT产业一马当先，率先提出了“IT民工”的说法，“民航民工”、“画图民工”、“新闻民工”等说法接踵而来，而他们，实际上是笼罩着职业光环的航空员工、建筑师、新闻从业者。大城市白领民工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底层感”正在无可避免地侵蚀着新生的中产阶级。

　　新生中产感觉生活在底层

　　如今的白领阶层，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同样压着住房、医疗和教育三座大山。利益制衡机制的缺失使他们在高居不下的房价面前黯然神伤，走在都市的街头，只能把“我想有个家”的念头深深地藏在心底。一场大病的医药费足以击垮一个年收入近十万的中产阶级家庭。而沉重的教育负担也是越来越多大城市白领夫妇选择“丁克”(即夫妇都打工不要子女)的重要理由。安身立命、扶老携幼的基本要求尚不敢“奢望”，真真是叫人如何不“底层”。

　　职业危机也是“底层感”的重要来源。上海市统计局调查表明，上海人最关注就业失业问题。高校扩招带来人才市场相对饱和，不规范的用人制度随处可见，职场中人人自危。“中产”们不敢放松，不敢浪费时间，否则就会面对落伍、失业、受穷、被淘汰的残酷现实。社会保障不足以让人踏实，工作没有稳定预期，残酷的职场拚杀兵临城下，只能加班，加班，再加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不得不恭恭敬敬地献给老板；周六到周日也必须用来“充电”。在“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换命”的呼声中，“底层感”呼之欲出。

　　户籍限制令中产成外来户

　　而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底层感”的表现形式是：你名牌大学毕业，工作体面，发展顺利，唯缺北京户口本一个。某日步下小楼，赴某名流出入的party，忽见楼下贴有小告示：“请房东速带外来出租人员办理暂住证”。霎时间，“底层感”油然而生，格调、细节也难以将自己和民工区隔开来，因为同属“外来务工人员”。

　　旧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瓦解，新的尚未形成，阶层划分未定的焦灼感降低了中产阶级的幸福指数。而值得注意的是，种种张力之下，中国中产阶级并未表现出米尔斯笔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特征，反而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愤青”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