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搞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应该走立法途径——立国家卫生法。不用法，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果只是多部门出台文件，而文件又是不同利益部门不同的想法，部门协调政策带有妥协性，最后出来的文件是“削足适履”。

　　现在不是国家没有钱，按照2006年的GDP，全社会应该支出10000亿元给老百姓看病，但不是政府全拿，全民免费医疗，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免费医疗不是一个概念。

　　全民医疗保险我国社会是可以而且每日每年都已承受了。我国最穷的也就几千万人口，剩下的都有一定经济支付能力，人均每年400元医疗保险应该可以；况且不是每个人每年都会看病，这样不看病的就帮助了看病的人。超过部分由自己买商业保险补充，比如基本医疗保险每年平均报销10万元，商业保险再报销几万元，这样病人压力会小很多。

　　《第一财经日报》：你长期在卫生系统做过医生又做过管理者，你认为应通过法律来规范医疗和保险的行为？

　　于宗河：我认为，首先办医院还是要有一个门槛，就是准入资质。如果想通过办医院赚大钱，就不要投入；医院是可以赚大钱的，医疗上要说赚钱，最能赚钱，人在生死关头，钱不是重要的。但医疗事业的性质、道德要求，尤其在我国当前水平，赚不了大钱。

　　公立医院虽不追逐利润，但如果按成本、折旧核算，实际上是赔本的。

　　民营医院这一块应提倡正面引导，并予以宽松政策,他们有这个动力。将来他们生存的空间，就是税收应该减免，因为医院是公益事业。但现在要收30%的税，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老百姓的看病钱。

　　美国医疗是通过商业保险来实现的，病人跟保险公司算账；我国是病人和医生直接算账，所以矛盾很多。商业保险在我国有两个问题：首先保险意识不够；再就是商业保险还不规范。为了规避不可控制的风险，我们国家搞商业保险，还是应在立卫生法的基础上来实现。

　　实际上，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是很正确的，但没有落实。

　　我认为，这40条决定是立卫生法大法的基础，包括医疗怎么服务、是什么体制、医院是什么样的架构、架构之间各是怎样的关系、互相之间属何种性质的竞争，以及转诊体系是怎样。还包括如何筹资、基本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谁来办、有何规定、各个部门有怎样的权益与责任等，也是卫生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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