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是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比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很多情况下，这个“节”指的不是“气节”而是“面子”。饭桌上抢着结帐、借巨款娶媳妇、不好意思向朋友讨债、把仅剩的工资拿去“凑份子”等等。“不要面子”或“丢了面子”是很严重的，它往往意味着被议论、指责甚至受歧视。因为这个“面子”，中国人活得比别人都累。
　　
    我自己也很要面子，为此吃过不少苦头，可这毛病还是很难改，因为我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一个环境里——我们文化传统的有些地方好像不大对劲儿。传统的儒家伦理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人而是集体中的一分子；一个独立的“个人”没有价值，“个人”的价值是“集体”给你的。因此你自己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集体”如何看待你。所以你永远得靠别人对你做出评价——你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样要由别人说了算。这种观念听上去显然有问题，可我们很少怀疑过。所以生活在别人挑剔的目光下，我们自然都“很要面子”。身为中国人，谁又没干过几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呢？

    为了“面子”受些小罪、损点小钱倒还问题不大，但有时候我们实在承受不了“要面子”的代价。对于许多ED患者来说就是这样。

    调查表明，有些患者是因为“怕丢面子”而不愿或不敢就诊的。其实，治疗他们的ED并不难，难的是清除这个心理方面的障碍。这已经成了ED医疗方面的一个大问题。但与这些患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相当一部分患者身上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发现患病后，他们想都没想就走进了医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根本用不着去考虑的事情。这样的案例引起了研究人员和医生们的兴趣——搞清楚他们的心态也许对其他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位患者接受采访，谈他对ED这一疾病的看法和自己就诊、治疗的过程、感想，而且是和妻子一同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采访开始前，偌大的房间非常安静，可以听得见摄像机倒带的声音，气氛紧张而压抑。刺眼的灯光直射着患者，他的表情却出人意料地轻松。采访开始后，由于涉及很“私密”的问题，倒是记者显得比患者还要紧张。整个采访过程中，患者完全没有负担，非常从容、坦率地回答了记者的每一个提问。最后，记者问：“您第一次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或者难于启齿？”他说：“没有！”记者又问：“一点儿都没有吗？”他回答：“一点儿都没有！”记者显然有些不理解：“那为什么呢？”他想都不想就回答说：“得病了嘛，就该去治，对医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又没做什么错事，不过是得了病，有什么不能说的？再说，你要是不好意思，不去治，病不是越来越重吗？到头来倒霉的不还是自己？你说是不是？……”

    他的道理简单得让人有些吃惊。可仔细想想，它的确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忙碌地奔波在世界上，忍受着糟糕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节奏、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生活得好一些——生活得幸福一些？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已经这么多，我们已经忍受了这么多，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还有谁能剥夺我们这一点点追求健康、幸福的权利呢？那些在远处用挑剔的目光审视着我们生活的人，他们能吗？不，他们不能！面子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它也被叫作“虚荣”，“虚”的意思就是虚假、虚幻和不真实的；但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它真实的、可靠、无法回避。无论幸福或者不幸，只有我们自己承受它、为它负责。 为“面子”所困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忘掉那些审视我们的人，把目光真正投向自己、投向自己的生活。有一位患者很无奈也很愤怒地说：“我自己也觉得该去治疗，也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特别的，可别人不这么看呀！”别去想“别人”了。这种时候，就只当这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吧——的确是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应该并且能够为自己的幸福负责。

    这么做并不难，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并为此感到庆幸。那位和妻子一起接受采访的患者病情已经大大好转，现在仍定期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他接受采访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感想告诉大家。他说：“只要我当初稍微犹豫那麽一点，可能就把自己耽误了。”

    是的，不能选择错误，也不能犹豫。有一位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在面临决断的时候你往往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此，第二种是选择彼，第三种是什么也不选择。其实“什麽都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恰恰是最糟糕的。”

    身为中国人，谁又没做过几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呢？什么都不选择……其实这正是最糟糕的一种选择。比如我在沙漠里迷了路，必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走，如果我就那么站着，恐惧、犹豫不决直至放声大哭，那也只有等死了……

    传统的儒家观点教育我们说，人永远不是个体，而只是一群人中间的一个，你就是这个永远没法独立的人，所以，你永远得靠别人来给自己作出评价，也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要由别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