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文学中不朽的主题，我们今天所能够遇见和预见的爱情故事，往往在经典小说中多有展现。有时，对比这种艺术与现实的距离，可以使我们对生活产生新的感触。比如今天我们往往会在生活中看到爱情双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他们的爱情会是怎样的呢?

     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的名作《珍妮姑娘》，所写的就是这样一种巨大的贫富差距背景下的爱情。出身贫寒的珍妮姑娘，先后与参议员布兰德和富商莱斯特由爱生情。分析一下德莱塞笔下的这种爱情，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也许会有帮助。珍妮相对于布兰德首先是存在巨大的年龄差距，相对于莱斯特则更体现出巨大的地位差距，而与他们共同的差距是财富上的差距。而珍妮，按照德莱赛的描写，是个有着某种诗意的贫家姑娘。在德莱赛笔下，她也获得了布兰德和莱斯特的真正的爱情。可惜的是，布兰德不幸去世，而莱斯特则因为家族的压力和内心的自私而始终不与珍妮成婚，最后还抛弃了珍妮而与富孀莱蒂结婚。

     珍妮的爱情悲剧，似乎并不在于缺少爱情，不在于爱情是财富或金钱的奴隶而非真诚的爱情，而是因为命运的捉弄和社会意识的压力。

     谈到社会意识的压力，我们不能不提到托翁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托翁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似乎也可归因于压迫性的社会意识的压力使得爱情悲剧的主角无法获得自由的爱情。

     这就涉及到对于爱情的认识。按照托尔斯泰的看法，爱情并不能带来自由和幸福，虽然它比纯粹的情欲要来得高尚和美好，但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悲剧所欲昭示的仍然是一条爱情的穷途，因为安娜的不独立，也因为伏伦斯基的过于独立，因为安娜的世界过于狭窄，也由于伏伦斯基的世界过于宽广。这种男性与女性对于爱情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安娜的爱情的脆弱和危险。她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

     托尔斯泰对此给出的道路是列文的道路，即宗教的道路。不是为了个人的欲望活着，而是为上帝活着，是为了信仰活着。这是列文在经过痛苦的思想挣扎后最终寻找到的人生意义。这当然是伟大的真理，并且是因为托翁的身体力行而显得沉重的一条真理。但是，它有多么确实，在今天是有疑问的。

     安娜的爱情悲剧，今天可能会被阐释为男性眼中的女性悲剧，因为在这里的讲述者是托尔斯泰。今天看来，他所具有的强烈的男性视角是值得审视的。托翁从自己的青年经历出发，在宗教的基础上，对于情欲的罪恶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同时又将女性作为引发情欲的罪魁。这种从男性立场出发的观念，今天看来具有太过强烈的男权色彩，甚至要被视为男性的偏见。托翁对于安娜与伏伦斯基的爱情的演变的剖析，固然反映了父权社会和男权社会中的男性强势对女性的禁锢和迫害，但同时也流露出他的宗教道德观的不公正。这种宗教道德观念对于女性的权利的漠视和压制，在中西方则都是共同的现象。这种社会意识与男权社会、夫权社会中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势与女性在这些方面的弱势和依附地位是一致的。

     当然，托翁是伟大的艺术家，而艺术家忠实于真实的本性使得托翁还是超越了他的男性道德偏见。这就使他还是成功地塑造了安娜这个美好而的悲剧形象。这个在上流社会中臭名昭著的荡妇，处在爱情中时，敢于宣称自己得到了幸福。这种向整个上流社会挑战的生活姿态，映照出那个社会的腐朽的病态，展示出真正值得过的生活可能。安娜的幸福，是对俄罗斯上流社会的虚伪苍白的人生的批判。托翁在这里摆脱了一个道德家的限制，为美好的真实的人性唱出了赞歌，虽然这首赞歌最终是以挽歌结束的。

     我们今天重读托翁，在能够理解他的时候，所欲向他请益的也仍然是道德上的难题，人生意义上的困惑。以托翁之艰苦卓绝的精神探索为榜样，我们或许能够在浮生若寄的痛苦漂流中触及到一点坚实的地面。当然，这个基础是否坚实，今天仍然需要审视。但有向善之心与无向善之意，对于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中所写的往往是理想的爱情和理想的女性，但又往往是生活中的爱情和女性的写照。这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中是再自然不过的女性形象，并且源自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可以上溯到荷马笔下的海伦、索福克勒斯笔下的美狄亚、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齐、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歌德笔下的绿蒂和甘泪卿。这些文学传统中来自女作家创造的形象太少，女权主义的分析家们在这里可以大有用武之地了。直到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桑作品问世，才出现了女性眼中的爱情与女性。这种写作视角上的转换也是饶有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