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常说，命运是靠自己把握，可真正把握起来却真的很难。我的一生就是这样。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叫张兰生，那时他和我大哥在一所高中读书，很要好。他也是我大嫂的堂弟。我家离他们学校很近，上完课他就来我家玩。

　　大哥让我称他“兰生哥”。
 
　　兰生哥会写小说。他常常给我讲些小故事。我感觉他读的书很多，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他都知道。平时兰生哥也在报纸上发表一些豆腐块一样大小的稿件和诗歌。那时我对兰生哥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不知道这叫不叫爱。
 
　　1965年，兰生哥高中毕业了。那时候兰生哥的父母给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叫韩英，他们俩在一所高中念书。大哥回来把这事喜滋滋地告诉了我的家人，当时我听后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兰生哥再来我家时，我就跟他打听他和韩英的事。他说他们是同年级的，不过他不喜欢她。韩英要他参加高考，他说什么也不参加，为此，韩英对他的意见很大。那年韩英参加了考试，并考上了大学，而兰生哥则成了一个农民。
 
　　那年11月份，兰生哥报名参军了。到部队后，他给大哥来了信，说他分在确山县某侦察连，住在大山里，离确山县城很远的地方。
 
　　邻居家的儿子也在确山当兵，他家的儿媳妇到部队去探亲，然后住在确山县城部队的招待所里。兰生哥不知道从哪听说了，他就从部队驻地搭车进城，到部队招待所时，天都黑了。兰生哥没办法回部队，而招待所又只接待有家属的士兵，没家属的士兵是不让住的。兰生哥只好在招待所坐了一整夜。天亮后他对我们村邻居的儿媳妇说：“今天我来这里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你回去后告诉你们村里的稳子(我的小名)，说我喜欢她。另一件事是你回去后到我家里去一次，让我爹妈给部队拍个电报，让我回去一次。”邻居的儿媳妇回来告诉我时，我感动得哭了。
 
　　接到电报后，兰生哥回来了，第二天到我家来时不赶巧我不在家，他跟我妈说：“大娘，我喜欢稳子，您老人家就成全我们的婚事吧。”我妈问他，听说你已经有了女朋友了，而且还是个大学生哩。“我和她合不来，我不会和她好的……”兰生哥说。因为他回来只有3天的假期，第三天一早就匆匆回部队去了，这次我没有见到他。
 
　　回到部队后，兰生哥给大哥来了信，说了他和我妈谈的事，问我大哥可不可以和我通信，大哥把信转交给我，我就开始给他写信。
 
　　兰生哥给我来信说接到信时，高兴得都没法说出来，他说他一个人爬到大山的顶峰大喊大叫，尽情地跑呀！跳呀。
 
　　其实，我在那封信上也没有说什么。那时候大家都在学《毛选》，为了表现活学活用，我在邮信的时候，把《毛主席语录》写在信封的背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说，我活学活用得特别好，夸奖我、鼓励我，捧着他的信，我只觉得面红心跳，心里热乎乎的。
 
　　1967年的暑假，听说韩英要到部队去看他，我想了一宿。第二天给他写了信，让他好好招待，好好谈一谈，能和好当然最好。毕竟他们是同学，韩英又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兰生哥接到信后，给韩英写了信，告诉她不要到部队去，并把我俩的事告诉了她。韩英终于和兰生哥分手了。
 
　　兰生哥把他和韩英分后的事以及他和我的关系告诉了他的爹妈。谁知他爹妈不同意，他们到韩英家赔礼道歉，说了我的许多不是。我在家也听了许多闲话，写信告诉了兰生哥，兰生哥告诉我如果他们家里真的不同意，他就不和家里来往。我妈流着泪对我说：“要是你俩处下去，他爹妈又不同意，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以后居家过日子怎么办呢？”
 
　　我母亲开始找人张罗我的亲事，1968年正月，大嫂的父亲来我家提亲，那年我22虚岁，在农村算是一个大龄青年了。提亲的是大嫂舅舅家的儿子，他是大嫂的表哥，正在兰州大学读书。
 
　　我妈对我说：“人家是个大学生，有教养、有文化。”咱是一个农村闺女，能摊上一个大学生，你还犹豫什么呢？可是我的心中却另有人啊！我把我和兰生哥通信的情况同我大嫂的父亲说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没有主见，不能说通了几封信就能说明什么问题，婚烟可是一辈子的大事，马虎不得。你不要犹豫，要当机立断，不要把我说的好事给都丢了”。
 
　　一面是兰生哥父母的反对，一面是家人和亲戚的压力。这时候我是多么盼望兰生哥能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切的一切都能化解，或是能收到他的一封信也好，可是我的眼都盼穿了也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妥协了。这个决定使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一阵阵地作痛。
 
　　想起他的来信，想起信中的每一句话，我都会暗自落泪。
 
　　后来我结婚了，听说兰生哥升官了，又听说他结婚了，再后来听说他走了，死于心肌梗死——他结婚还不到10天。
 
　　兰生哥是我一生永远的痛，书上说，幸福是短暂的，当你想抓住时，它已经走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现在我之所以鼓起勇气将当时的事情写下来，是因为那份曾经的失落的眷恋，它永远也找不回来，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扯着我的心，我的灵魂。